第二十三章 首任國家計委主席(1 / 1)

高崗 張思銓 19884 字 6個月前

在全國土改、鎮反、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運動取得偉大勝利,國民經濟恢複任務完成之後,資本主義工商業納入國家資本主義軌道的改造事業,以毛澤東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開始醞釀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即將實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振興中華。為了適應新的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形勢和任務,中央對戰略部署和領導機構、領導工作進行重大調整,加強了中央對經濟建設的集中與統一領導。1952年,全國經濟恢複任務勝利完成。除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外,全國基本完成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運動勝利結束,打擊了資產階級對新生政權的猖狂進攻。政權鞏固,社會秩序安定。這些為1953年在全國範圍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運動創造了條件。但是,在全國範圍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過去在戰爭年代形成的各大區相對獨立的體製已不適應。同時,對如何建設新中國的問題上,毛澤東主席主張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應及時轉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劉少奇則認為應繼續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在這樣重大的問題上有分歧,導致財政、計劃和政令不能統一貫徹實行。毛澤東主席經過長期考慮,借鑒中國曆代經驗及外國經驗,決定“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采取果斷措施,加強中央集中統一領導。8月,中央參照東北局機構改革的建議提出《關於加強中央機構改變大區機構與任務的意見》,從各大區抽調一些人來建立一些機構,加強黨中央和中央政府領導工作,毛澤東“認為可行”,遂決定調高崗、習仲勳、饒漱石、鄧小平、鄧子恢等到中央工作。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分彆對準備調中央來的同誌談話,毛澤東與高崗談話,並熱情歡迎他早日到京著手分管的工作。毛澤東在談話時對中央打算調各大區到京的領導人征求了高崗的意見。毛澤東說:對經濟建設,“我們心中沒數,人家想支援,我們甚至說不明白想要人家提供什麼,提不出一份想要什麼項目、貨物的清單”,“你在東北搞幾年計劃經濟,和蘇聯專家也熟,摸到一些門道,回來負責計劃委員會的工作……”期間,周恩來、陳雲去蘇聯彙報第一個五年計劃未通過,並受了批評。毛澤東急盼高崗早日來京,重新製定五年計劃。此時高崗正在安排東北1953年的基本建設。9月23日,毛澤東親自起草給高崗的電報:“請你早日來中央著手建立由你擔負的工作,何時來盼告。習仲勳明日可到北京擔負中宣及文委工作。周恩來、陳雲同誌明日可回北京(即從蘇回京),並告。”1952年9月,東北地區將1953年大規模經濟建設工作準備就緒,10月5——7日,東北局召開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會議,高崗在報告中部署了1953年的經濟建設任務,號召東北國營工業中的全體黨員和全體職工要以積極的態度全力完成國家計劃和增產節約計劃,迎接53年大規模經濟建設高潮。會議之後,他回到中央工作,暫住在東北人民政府駐京辦事處,集中精力籌建國家計劃委員會機構和對五年計劃的原基礎上研究修訂的框架等。10月下旬,他又回到沈陽,安排、處理東北當前工作,在東北黨員領導乾部會議上,作了進一步開展增產節約和“三反”、“五反”運動的報告。接著,在東北農村工作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強調和加強農村和農業及互相合作工作。會後返回北京,在此前後,他多次參加政治局會議,研究各大區機構改革和任務,調整充實加強中央統一領導和大區及部分省市區的領導班子,他在會上講的意見被政治局采納。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舉行第19次會議,高崗出席了這次重要會議。會議根據中央政治局的建議做出重大決定:改變了大區人民政府和軍政委員會機構及其任務。決定指出,為適應1953年大規模有計劃的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的新形勢和新任務,“中央人民政府對各項工作的領導,更應加強統一與集中,中央政府的機構應大大加強;同時省、市級人民政府的組織也應加強,以加重省市領導的責任;因而大區軍政委員會的機構與任務應予改變。大區軍政委員會或人民政府,一律改為行政委員會。大區行政委員會是代表中央政府在各地區進行領導與監督地方政府的機構。大區行政委員會的主席、副主席和委員,由政務院提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任免之。”這一重大改革加強了中央集權領導,大權集中於中央,增大了省市的責任,大區的權力相對削弱,取消了大區的軍隊指揮權。這對國家鞏固和長治久安無疑是一項重大舉措。中央的決定還對大區下設的機構也作了相應的改變,有些部門收歸中央直管。會議對省、市和區區劃建製作了調整,以達到便於經濟建設的領導。為了有步驟、有計劃地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加強經濟建設集中統一計劃和領導,第19次會議決定成立國家計劃委員會,任命高崗為計委主席,鄧子恢副之,陳雲、彭德懷、賀龍、鄧小平、饒漱石、林彪、薄一波、彭真、李富春、習仲勳、黃克誠、安誌文、馬洪、薛慕橋等為計委委員。毛澤東主席提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高崗擔任計委主席,理由是他有領導東北有計劃經濟建設的豐富經驗。委員中有政治局委員、副總理,高級將領,調到中央工作的各大區一把手和經濟學者,他們在各大區獨立領導經濟恢複和建設中有一定的經驗。毛澤東對國家計委班子的組成非常滿意。他還說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這是經濟內閣”。計委直屬中央政府,不屬政務院的,和政務院平行,也是黨中央的經濟參謀部。這次會議還決定成立了教育部、體委、掃盲委員會等文化建設領導機構,對22個部門和13個省的領導班子調整充實和加強。這次會議是建國以來極其重要的一次會議,不僅保證了國家長治久安和加強了政權建設,而且保證了1953年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組織領導和集中統一。11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這次會議“是中央政府成立以來在政權建設工作中的一次巨大的建設性的改進”。社論說,三年來,我國進行了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運動和大規模的群眾性的各項改革,以及三反五反等運動。同時,還進行了經濟恢複工作。東北地區在1952年已經開始了重點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從1953年開始結束經濟恢複和改建工作,全國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高潮即將開始。社論特彆強調指出:為了順利地進行國家經濟建設,我們需要做許多準備工作。首先必須加強國家經濟的計劃性。對於經濟建設有計劃的領導,乃是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優越性的集中表現。“為了加強計劃性,又必須加強中央的統一與集中領導,成立國家計劃委員會。”高崗調任國家計委主席,仍兼任東北原任各項領導職務。他是各大區調回北京的領導5人中最受重用的一個,權力、地位甚為顯赫,和周恩來平起平坐。中央的重要會議通知單上除毛澤東外,其餘以劉、朱、周、高、陳為序。董必武說:現在是“五馬進京,一馬當先。看來,高崗同誌飛黃騰達了,高崗要請客了”。高崗說:“晚上我舉行晚宴,歡迎諸位光臨”。11月下旬,高崗重返沈陽,主持召開東北人民政府委員擴大會議,傳達了中央政府19次委員會議精神和決定。他在會議上,就東北第一次人代會以來三年中各項工作成就作了報告。他說,東北人民政府在黨中央、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正確領導下,貫徹東北第一次人代會和中央批準的“施政方針”和中國人民誌願軍英勇作戰,全東北人民的努力,蘇聯專家的幫助及全體工作人員的積極工作,使東北經濟工作有了巨大的發展。他在報告中肯定成績的同時,對東北53年各項工作提出具體要求和建議。東北工作安排就緒後回到北京,著手1953年全國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準備工作,重新製定第一個五年計劃。高崗走馬上任,雷厲風行,大顯身手,籌建國家計委領導機構時,十分注重經濟計劃管理人才調配。東北人民政府在建國前就仿照蘇聯成立了經濟計劃委員會,高崗自任主任,已經積累了幾年計劃經濟管理的經驗。計委成立後,高崗提出從東北調一批既懂經濟又會管理且有一定工作實踐經曆的乾部進京工作,充實經濟部門領導骨乾,加強經濟建設工作,修訂五年計劃,推動53年大規模經濟建設,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這正是毛澤東夢寐急切的願望。為了迎接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高潮到來,1952年9月高崗在紀念新中國成立三周年時寫了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文章題目是《迎接經濟建設的新時期》。毛澤東讚揚該文:站得高,看得遠。當時正在討論製定五年計劃和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文章以東北實踐著眼,麵向全國,指明了經濟建設以中國工業化為重點的道路和措施,對指導全國大規模經濟建設特彆是工業建設有著重大意義。文章全麵論述了工業建設的問題。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三年中,東北地區的黨組織遵照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任務,有計劃地進行了經濟恢複和改造工作,並從今年開始了有重點、有步驟的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東北經濟建設確實取得偉大勝利。工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到56%。在工業生產總值中,國營工業占82%,而國營工業中,生產資料的生產總值又占到67%多。這年的工業建設投資,新建改造的部分已占到70.4%。東北地區已走向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蓬勃發展,蒸蒸日上,為全國起到領頭雁的作用。文章說,“三年來的事實,使我們有理由確信:工人階級所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製度,是富有生命力的社會製度,它比腐朽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製度要優越百倍。這一社會製度給我國的工業化事業和經濟建設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雖然在抗美援朝和內部社會改革的嚴重鬥爭中,我國仍能迅速恢複和發展,財政經濟仍能較預期為早地達到了“根本的好轉”。特彆是國營工業首先是作為國營工業基礎的冶金、電力、機器製造業的恢複和發展,大大加強了“我國的經濟力量,國防力量和政治地位。”“我們國家就具備了從事全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的條件。”“穩步地實現國家工業化,就是我們麵臨著的光榮的曆史任務。”文章指出:“我們今後的任務要比恢複時期艱巨百倍。”我們必須大大擴展現有的工業基礎。我們要繼續儘可能利用新的技術設備來改造現有的工廠,尤其要建立我們所沒有的而為國家工業化所必需的工廠,建立新的製造廠,開辟新的礦井,並以“最新的技術把它裝備起來。這是我們當前最根本的任務。”我們要把工業的基本建設放到“一切工作的首要地位;我們黨和政府,我國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要把這個任務光榮地擔負起來。”文章說:沒有工業的基本建設,不把基本建設做好,國家的工業化就隻能是一句空話。我們的國家也就不可能有鞏固的國防和真正的獨立,也不可能設想社會主義的前途。工業的基本建設是百年大計,是實現工業化的基礎,必須“有計劃的進行”,國家的建設計劃,就是國家實現工業化的“方針和步驟的藍圖”。高崗指出:“實現國家工業化,有兩條相反方向的道路。從輕工業開始,依靠輕工業的積累來扶植重工業的發展,這是資本主義發展工業的一般道路,是必需數十年乃至百年才能使工業真正發展的道路;另一條道路,則是從重工業開始,從發展生產資料的工業開始,這是社會主義發展工業的道路,這是困難多而發展快的道路。”他說,我們必須按照社會主義建設工業的道路來建設我們的工業,必須依據毛主席的指示“走俄國人的路”,迅速地發展我們的工業,“從重工業開始,從生產資料的發展,機器製造業的發展開始,以便迅速地求得經濟的獨立,增強國防力量,來消除帝國主義對我國的威脅。正如毛主席所教導的那樣,隻有中國的工業發展了,中國在經濟上不依賴外國了,才有全部的真正的獨立。假如有人幻想按照資本主義發展工業的道路來實現國家的工業化,那顯然是錯誤的,根本行不通的。”他強調實現工業化,必須把“國營工業放在第一位”。企圖以發展私人資本主義工業來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必然要犯嚴重的錯誤。隨著國營工業的發展,私人工業在符合國計民生的條件下,也會得到一定的發展。“東北三年多來的事實,已經完全證明了這一點。”東北1951年的私人工業在生產總值比1949年超過一倍以上。他在文章中就工業和農業、商業之間的關係問題,進行詳細論述。指出工業發展為農業提供生產資料,逐步實現合作化和集體化;農業的發展,既以工業發展為前提,又給農業發展開辟廣闊的道路,沒有農業的發展,我們的工業建設就會“跛起腳來。”工業、農業、商業的發展都必須通過計劃經濟來實現。製訂計劃必須“從實際出發,具體分析主觀力量和客觀條件,分析需要與可能。既要反對對我國的政治製度、經濟製度的優越性估計不足,對群眾的創造力量估計不足,對後備力量的增長的迅速估計不足的保守主義傾向,也應反對不管主客觀條件和可能隻按主觀願望的冒險主義的傾向。”高崗在文章中突出強調培養人才的問題。“有了建設的計劃,還需要執行計劃的人才”,這是“實現國家工業化必須解決的頭等重要的問題。”基本建設需要的技術水平,遠遠超過工業恢複時期。我們再次遇到“不懂不熟”的情況。要動員全黨來學習生產技術,學習經濟知識。學習蘇聯經驗。“技術是決定工業建設成敗的關鍵。”要開辦初級高級的技術學校,招收職工和優秀的青年知識分子入學。每個較大的工廠、礦山,都辦這樣的技術學校。對於舊的技術人員,采取“團結和教育改造的政策”,把他們當作“國家的財富”,使他們發揮應有作用。對建設資金積累,他說不能靠漲價,而靠增產節約,同一切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作鬥爭,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提高勞動生產率。不能加重農民的負擔,要按照工農業的發展和國家的積累速度,“正確地製定國家計劃,防止百廢俱興,失掉重點的傾向”。要嚴格財政統一製度的辦法達到節約的目的。高崗這篇文章是經毛澤東主席審閱後發表的,對當時製訂五年計劃和提出總路線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高崗任計委主席後致力的第一件大事,是主持重新製訂第一個五年計劃。他首先調整充實了起草修訂五年計劃草案的班子,抽調各方麵的專家、學者,派人赴蘇找資料,學習蘇聯經濟建設和編製五年計劃的經驗,對國內外的情況、各種資料分析、研究、考察,在原有的基礎上論證和綜合編製計劃。1952年冬,中央決定在53年2月召開全國黨代表會,討論第一個五年計劃,高崗主持計委會議,不分晝夜修訂五年計劃和研究提出蘇聯援建方案。1953年春,國家計委會同中央統戰部組織調查組,由李維漢率領到武漢、南京、上海等地,以國家資本主義問題為中心進行調查研究,同時研究了民主黨派和工商聯等問題。他們在調查中,堅持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原則,係統地學習了列寧關於新經濟政策和國家資本主義的論述,深入考察了南方在建國三年來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化,總結了工業方麵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驗。調查結束後,5月向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寫出了《關於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係問題》的報告,高崗親自進行審改後送毛澤東。調查報告指出:建國以來,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經曆了深刻的改組和改造,國家資本主義已有相當的發展,呈現出統購、包銷、加工、訂貨至公私合營等一係列由低級到高級的形式,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已經淩駕於純粹資本主義經濟之上,僅次於現代工業的第二位。經過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不同程度地改變了資本主義企業的生產關係,其中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公私合營,是最有利於將私營企業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形式,變革所有製。報告說,國家資本主義是我們利用和限製工業資本主義主要形式,是我們把資本主義逐步納入國家計劃軌道的主要形式,是我們改造資本主義工業使它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主要形式,是我們利用資本主義工業來訓練乾部,並改造資產階級分子的主要環節。抓住了這個主要形式和環節,在經濟和政治上都有利於領導和改造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分子的其它部分。這個報告引起毛澤東的高度重視。6月中央政治局召開兩次擴大會議討論資本主義改造問題,並將《報告》提交會議討論,還編印了列寧論國家資本主義、論新經濟政策的材料。參加會議的除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有關領導外,還有北京、天津、上海和沈陽、廣州、南京、武漢等10大城市的書記。毛澤東、周恩來、高崗等在會上講話、發言,肯定了這個報告,認為符合七屆二中全會精神並有發展。在討論中有人持疑,被毛澤東駁回。會議確定經過國家資本主義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方針,把它作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重要組成部分。高崗和李維漢根據中央的決定,在全國財經會議和全國統戰會議上作了報告,使我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更加明朗化和具體化,將其納為五年計劃的重要內容之一。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是我國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重大步驟。編製五年計劃是一項繁浩的係統工程,在一無先例,二缺經驗,三人才不足,又不明地質資源的情況下,要製定出史無前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並作為今後長期的基礎建設計劃,的確困難重重。早在1951年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題討論了十年計劃經濟。1952年8月,政務院提出一個《五年計劃輪廓草案》。周恩來總理和中央財委主任陳雲將《草案》拿到蘇聯征詢意見。蘇聯政府領導人看後認為這不能算是五年計劃,並說不僅不是計劃,即使作為指令也不夠,提出批評,未予通過。同時,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高崗根據毛澤東主席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構想,在《草案》的基礎上,根據蘇聯的建議和經驗,參照東北幾年來的實踐經驗,也參考了國民黨的一些經驗教訓,主持召開專門會議,重新討論修訂五年計劃。高崗在東北工作期間和蘇聯援助東北經濟建設的專家接觸頻繁,又親自和蘇聯簽訂貿易協定和援助項目,和蘇聯領導打交道多,還考察蘇聯的經濟建設項目。蘇聯的經驗和專家的作風對他影響很深,他和蘇聯領導關係是比較好的,對他感悟最深的是蘇聯重視黨的領導和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它們革命勝利後,斯大林號召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依靠人民的努力和英雄們的業績去創造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廣大黨員、乾部、工人和農民積極響應這一號召,奮發苦乾建設社會主義,為實現儘早建成社會主義並為全世界創造出一條新的道路,完成了一個又一個五年計劃。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在落後的俄國工農業生產基礎上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嘗試,為發展工業確定了目標,設想農業集體化道路。這個計劃,當時被西方資本主義認為是“莫斯科的一個狂妄荒誕”的計劃。然而,在蘇共的領導下,全國人民積極向上,奮發苦乾,隻用4年多一點的時間,竟於1932年提前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擊破了西方資本主義的攻擊。蘇聯在發展工業化中,拚棄了資本主義工業化的老路。資本主義各國工業化,都是先從輕工業開始,經過幾十年的時間積累資金,然後把積累的資金轉到重工業來。以斯大林為首的蘇共領導,分析了國內外形勢,指出蘇聯決不能走資本主義的這條路。斯大林說:“布爾什維克黨知道戰爭日益近逼,沒有重工業就無法保衛國家,所以必須趕快著手發展重工業,如果這件事遲一步,那就等於失敗。”我們黨“記住了列寧的指示:沒有重工業,便無法保持國家的獨立,沒有重工業,蘇維埃製度就會滅亡。”曆史事實證明,蘇聯沒有強大的工業化,恐怕被希特勒吃掉了,也沒能力出兵援助中國打敗日本侵略者。東北的曆史比較複雜,自清朝發跡入關前,與明王朝爭戰多年,吳三桂引清兵進關後統治全國,東北比較安定,清朝垮台後,張作霖稱霸多年,另打旗號,不受國民黨管轄,後又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加偽滿雙重統治。日本投降後,按雅爾塔協議,國民黨以“主權國”名義接管了東北,實行短暫的控製(主要在大城市),我軍不到3年解放了東北。東野主力入關作戰,高崗主政後很快控製了局麵,並取得了大的進步,贏得斯大林對高崗賞識,送給中國領導人的五輛小車其中有高崗的一輛。高崗對斯大林也很崇敬,對斯大林的意見很讚賞。高崗對蘇聯的計劃經濟很感興趣,1949年訪蘇後,大大加強了經濟計劃委員會的工作,自任計委主任。他在主持編製五年計劃時,參考了蘇聯意見和已經走過的道路,並得到蘇聯的大力幫助。高崗主張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應該以“重輕農”的次序安排,在速度上是采取跳躍式的,加大力度。高崗用世界上發展經濟的經驗來說明重輕農的關係和速度。他認為資本主義從發展輕工業開始,一般花了50至100年的時間才實現工業化。而蘇聯采用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針,從重工業建設開始,在十多年中就實現了工業化。蘇聯過去走的道路正是我國今天要走的道路,蘇聯走過的彎路我們可以避免。他還搬出在東北運用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及國家資本主義論述和蘇聯建設經驗指導東北經濟恢複改造和建設的實踐經驗並取得成效,來說明工業化的中心環節是發展重工業,以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基礎,隻有重工業一上去就可以武裝和促進輕工業、農業、交通運輸的發展,就可以加強現代國防力量,就可以促進商業的大發展。東北的實踐證明,這樣的次序安排,能使發展“又好,又快,又省”。這種考慮是符合當時形勢的,因為西方資本主義對我國實行禁運和封鎖;美帝侵朝戰爭的狼子野心作為跳板侵略中國,蔣介石在美帝的支持下妄圖竄犯大陸。我國工業底子太薄,鑒於這種客觀現實,我國亟需建設強大的工業特彆軍事工業以增強國防力量。毛澤東主席很讚成以這樣的次序安排第一個五年計劃,以發展重工業為經濟建設的重點。他在修改總路線學習參考資料中說得更具體:“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使國家逐步實現工業化,固然是為了工農勞動群眾的長遠利益,同時也照顧到工農群眾目前的需要。隻有逐步實現工業化,才能使工農勞動群眾的生活得到真正可靠的保障和改善。為了從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就要有係統地發展國民經濟,如果不采取這個首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國民經濟的各個方麵——交通運輸業、輕工業、農業也就永遠得不到發展。”更進一步說明了首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的重要性。1952年冬天,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計委委員李富春去蘇聯征詢修改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的意見並商談對中國的援助。蘇聯領導再次提出了寶貴建議。斯大林表示:對中國的援助,在技術上是頭等的,價格上是便宜的。他認為中國五年計劃的發展要求速度快了點,他說做計劃時應留有餘地,做到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留有後備……。實踐證明,斯大林的意見是正確的。蘇共對中國經濟建設援助是重視的,因有的供貨未按時給中國,斯大林決定撤換了十來個部長、副部長。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計委主席薩布羅夫等領導人兩次找李富春談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意見。他說“中國是亞洲的中心,”對世界影響很大,第一個五年計劃一定要完成,否則影響太壞。薩布羅夫認為中國的五年計劃任務有些太緊,資料根據不夠充分,最好提出兩三個方案比較一下,再由兩國政府審定。他指出:你們地質資料不夠充分,培養技術乾部和技術工人是你們五年計劃的薄弱環節,設計工作落後。李富春對薩布羅夫所提意見作了說明後,薩仍堅持說,你們提出的五年計劃速度是快了點,有可能受挫折,如果受到挫折中國黨和人民都會感到痛心;把地質資源搞清,有把握的就搞,沒把握的暫緩,這樣中國建設速度將是很快的。李富春派專人回國將蘇聯的意見報告高崗。高崗於1953年春節召開計委委員全體會議,並吸收國家計委的局長列席,傳達了蘇聯領導人對我國五年計劃草案的意見,並進行了認真的分析和討論,然後對草案作了認真的修改。因為這樣宏偉的計劃,我國不僅缺乏經驗,同時有很多大項目特彆是一些工業設備還得靠蘇聯設計和援建,蘇聯的意見自然受到大家尊重。修改後的草案蘇聯領導感到滿意,蘇聯米高揚等領導人同李富春交換了意見,首先肯定中國五年計劃的方針、任務是正確的,但速度快了些,認為發展重工業的主要困難是專家太少,地質資料缺乏,要加強人才培養和地質資料建設,並對中國五年計劃提出建設和援助項目的明細表,有民用工業、國防工業和有色金屬等三張表(90多項),將企業規模、交付設備日期、設計的時間等確定下來。高崗代表中央主持起草了給李富春的信,感謝蘇聯領導對中國五年計劃所提的建設性意見,同時在信中提出了對擴建改建重建廠礦和派專家、代培實習生等問題具體要求。在修訂五年計劃中,全國抽調大批專家學者和大學學曆的紅色秀才等彙集北京,蘇聯專家協助共同製訂,還吸收一些原國民黨、受過美國學科訓練的高級經濟管理人員參加編製工作。這些舊人員很讚成按蘇聯路線建設國家控製的經濟體係。高崗多次找舊人員交談國民黨管理經濟的情況。5月中旬,蘇聯對中國援助的談判勝利結束,並舉行了簽字儀式。米高揚在簽協議時說:“今天簽訂的協定,是一個莊嚴的蘇聯政府幫助中國工業建設的協定,特彆是重工業,為此,我們表示熱烈祝賀。”李富春代表中國政府對蘇聯偉大的、全麵的、長期的無私的援助,表示衷心感謝!不容否認,50年代初蘇聯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友誼和支援是有口皆碑的。蘇聯對中國的經濟建設啟動發揮了重大作用。蘇聯專家忠實地履行了兩國的“協定”和此前和東北政府簽訂的協定。他們按協定要求,從選廠址、工程設計、設備供應、指導安裝和開始運轉直到新產品的製造、技術人員的培訓等全麵的援助,這些都體現了蘇聯人民的真誠友誼。蘇聯援助中國建設和改建的項目共156項(實際是150項,因先宣布了156項,以後就沿用這個說法),其中包括前幾年在東北等地已經開始援助的新建和改建的50多個項目。另外還有東歐幾個社會主義國家援助的60多個工業項目。這些重點項目中,有鋼鐵企業、有色金屬企業、煤礦、洗煤廠、煉油廠、機器製造廠、汽車製造廠、拖拉機製造廠、滾珠軸承廠、動力機器廠、電力機器製造廠、化工廠、橡膠廠、國防工廠、火力發電站、醫藥廠和秦城監獄等基本基礎建設,成為我們建設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防工業骨架。這些大項目都有蘇聯專家幫助。蘇聯按照斯大林的承諾,提供的設備在當時國際和蘇聯國內都是最先進的,派的專家是一流的,知識也是全麵的。他們為使我們掌握新技術,運用新設備,提供了實習工廠,培訓了大批技術人員和關鍵崗位上的工人,工廠正式投產時都成了生產上的骨乾力量。蘇聯每年接收中國派遣1000名實習生,給中國派遣5個專家組,另有200名設計人員,50名地質專家,來中國支援經濟建設。同時,把援助中國的部分項目的設備列為蘇聯的第五個五年計劃的任務。本來,他們的計劃已經定下來了,又加進去援助中國的任務,差不多每生產兩台機器,就有中國的一台。應該說蘇聯對中國的援助是巨大的,確實儘到了國際主義義務。50年代初期,中蘇兩黨兩國友誼,實際就是蘇聯專家和中國專家及工人、農民、軍人之間最友好,其實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來往和社會各界的代表團之類的友好訪問都不如蘇聯專家與中國專家、工農、軍人、學生之間那麼深厚、具體。曾在中央設立的蘇聯專家局工作的一位老同誌回憶說,沒有蘇聯專家,就沒辦法體現當時的中蘇友好。他說,我們要感謝蘇聯專家,沒有蘇聯的支援和專家的幫助,我們就沒有建國初的“盛世”。“當時土包子進城,除了打仗,建設方麵什麼都是外行,大量的乾部還處在文盲半文盲水平”。正如毛主席說:“因為我們心裡沒數,人家想支援,我們甚至說不明白想要人家提供什麼,提不出一份想要什麼的項目、貨物清單。”“原來鞍鋼有70多個工程師,其中60多名是日本人,日本戰敗後,技術員遷送回國,沒有蘇聯專家來幫助,根本沒辦法恢複生產。”當時要建立航空學校,都有蘇聯派專家和技術員。東北大電站,廠礦出故障,我們請求蘇聯派專家來排除;建國初華北發生鼠疫,威脅平津等地,請求蘇聯提供疫苗和血清並派專家等,有求必應,蘇聯及時派專家來到中國。我們對待蘇專家也不薄,1950年成立蘇聯專家局對蘇專家從住宿到生活關心備至,工資比他們國內高的多,領導經常看望,贈送禮物。人心都是肉長的,蘇聯專家無論技術指導或者講課,認真負責,體現了無私援助的精神,有的專家把我們需要的資料,偷偷讓我們摘抄、拍照。當然也有個彆專家乾壞事,打中國學員,倒賣東西,亂搞女人。1953年6月29日,國家計委主席高崗在中央召開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作了《關於編製五年計劃幾個問題的意見》的報告,李富春作了《在蘇聯商談我國五年計劃問題的幾點體會》的報告,李維漢作了《關於利用、限製、改造資本主義工商的意見》的報告,會議集中了一段時間進行專題討論。高崗在報告中提出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他強調指出,首先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基礎;相應地發展交通運輸業、輕工業、農業和擴大商業;有步驟地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手工業的合作化和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保證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成份的增長;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財經會議前,張聞天(時任駐蘇大使)回國述職後,毛澤東叫他參加全國財經會議,讓他“撈一點‘資本’回去”。這正合乎他想做經濟的願望。他找高崗和有關經濟部門負責人了解情況,表現出極大熱情。高崗讚賞他懂經濟,特請張聞天幫助他修改向財經會議上報告意見的“提綱”。財經會議開到不足一半,毛澤東指示批判薄一波,張感到味道有點不對,此時他正好患病請假去北戴河療養。他走前,托請高崗向毛主席轉達:他希望回國做經濟工作的意見。張聞天的願望未能實現。他回到駐蘇聯使館接到陳雲的來信說:中央不同意調動你的工作,毛主席對你有看法,表示不把你的政治局委員拉下來是不好安排你的工作,希望你打消原來的想法吧。高崗在會上的報告,經過毛澤東、周恩來審改。周恩來審改後給毛澤東和高崗寫了信,表明了自己的意見和修改的句段,高崗看後說:改得好。信全文是:“主席閱轉高崗同誌:”“高崗同誌《關於編製五年計劃幾個問題的意見》的報告稿修改得很好,我提不出甚麼新的意見。隻是在開頭一段,我仍認為初稿寫得恰當全麵,較修改稿上“在今後一個相當的時間內,我們的目標就是要穩步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這對我們國家來說,是一個新的曆史時期,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新時期……”一段話為妥。上次賈拓夫在全國勞動大會的報告上,也孤立地用過“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一個口號,我曾提議改了,因為這個口號在我們這個過渡時期作為唯一目標來說是不完全的,其中沒有包括農業集體化及利用和改造資本主義工業,不如仍以初稿將第一段寫為:“中國人民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英明領導下,已經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和三年多在經濟恢複和改造上的巨大成功。我國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即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新時期。在今後一個長時期內,黨的基本任務就是穩步地實現國家工業化,有步驟地促進農業的集體化,使我們由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同時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不斷地擴大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以實現我國的逐步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我這樣看法和改法,不知是否妥當,請主席和高崗同誌予以酌定。如果可用的話,則報告稿十八頁段末第一句也須修改,並且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是從革命勝利後開始的,不是從今年開始的。”“還有,第八頁第一章,“在水力電站和造船工業等建設”句,應改為“水力資源、電氣化和造船工業等建設”,以免誤會為“水力電站”。”高崗的報告對與會者鼓舞很大,使他們開闊了視野,解放了思想,提高了認識。在小組討論中,大家爭先恐後熱烈發言,讚揚報告是建國以來最全麵、最宏偉的一個振興中華、振奮人心的報告,框架宏大,指標明確,措施得力,有新創意,是五年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宏偉藍圖。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任務、規模是巨大的,也是史無前例的。在五年內,全國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投資總額766億元(新幣),其中屬於基本建設的投資為427億元,占總投資的55.8%。在基本建設投資中,工業是重點占基建投資58.2%;農林水牧投資占7.6%;交通運輸和郵電占19.2%;貿易、金融和物質儲備等占3%文教衛生占7.2%;城市公用建設占3.7%。上述投資總額相當於7億兩黃金,用這樣大量的投資進行國家經濟建設,在中國曆史上是空前的舉措。在第一個五年計劃裡,有3000多個上規模的建設項目,重工業放在優先發展地位,高崗夢寐以求的願望可望實現。由限額以上即大型的694個(包括蘇聯援建的150項中的145個)建設單位組成了工業建設結構,將形成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鼓舞全國人民的雄偉計劃,是夯實振興中華的奠基工程。60歲以上的人們至今還懷念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就,稱之為建國初期“盛世”。那時生活水平不算高,但生活質量好,“三反”、鎮反清除了社會上的垃圾,人們心情舒暢,安居樂業。五年計劃提前實現,經濟飛速發展,共產黨的威望空前提高。“一五”期間,工業建設項目以配套項目安排,布局比較合理,改變了舊中國70%的工業集中在沿海一帶的狀況,改變了半殖民經濟所造成的局麵,內地的工業,也主要集中在少數大城市裡。“一五”期間,安排新建項目上考慮到原料、資源和戰備等因素,主要部署在東北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蘇聯援建的項目中有106個民用工業企業,布置在東北地區50個,中部地區32個。44個國防企業,布置在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35個,其中有21個安排在陝西和四川兩省。東北的基礎好,把很大一部分加工機械企業擺在東北,如鞍山為鋼鐵城,長春為汽車城,沈陽為飛機城,富爾拉基為重型機械加工基地。在後進地區也部署了一些大項目,以帶動落後地區,改變後進麵貌。軍事工業都擺在較為安全的地區。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可行的,實事求是的,既按比例發展又符合國情,也正確地處理了幾個關係,集中國特彆是東北經驗並參照蘇聯經驗之大成,經過執行是成功的。到1956年底,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發生重大變化。1956年基本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工農業總產值為1286億元,比1955年增長16.3%,其中工業總產值為703億元,比1955年增長28.1%,超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規定的1957年的計劃指標。農業及副業總產值為582.9億元,完成年計劃的96%,比1955年增長5%。我國工農業總產值基本達到1957年五年計劃的指標,提前一年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工業產值超過舊中國百年的總和,工農業產值的比重發生了重大變化。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完滿實現,為我國的工業化奠定了堅實基礎,積累了經驗,為國民經濟的長遠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使現代化程度與西方國家已經縮短差距,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差距並不大,可以說處於經濟大發展的前夜。可是,五年計劃製定和實施過程中,始終伴隨著分歧和鬥爭,直到高崗死後1956年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還有人企圖否定五年計劃的正確和成就。指手劃腳,說長道短,以抿滅高崗的功績。毛澤東生氣地說:“第一個五年計劃根本正確。”“成績能夠鼓勵人,同時會使人驕傲,錯誤使人倒黴,使人著急,是個敵人,同時也是我們很好的教員。總的來說,現在看不出第一個五年計劃有什麼大錯,有什麼根本性的錯誤。”中國人愛用比較法:“不識貨,貨比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為國家經濟建設夯實了基礎,工農業生產欣欣向榮,到1956年,中國經濟占世界比重之上升為5%多,國家麵貌發生變化,人民生活達到改善,舉世矚目。但是,“一五”計劃提前一年勝利實現,衝昏了頭腦,“使人驕傲”了。第二個五年計劃(從58——62年),不顧主客觀條件,高指標,大計劃,上漲了幾次,下降了幾次,搞得一塌糊塗,經濟占世界比重下降到2%多,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拉的更大了,造成的損失幾乎和“文革”時期差不多,“經濟臨近崩潰的邊緣”,幾千萬人在饑餓線上喪生,正確與否,兩個計劃實施結果對比一下,是非明確,曆史事實最有說服力,勝於雄辯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產生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轉化是互相聯係的,總路線又和第一個五年計劃出台相統一的。新中國的成立,標誌著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被推翻;土地改革完成,改變了中國的半封建的生產關係;鎮壓反革命運動和抗美援朝戰爭取得偉大勝利,我國的威望大大提高。國內階級關係發生了巨大變化,在恢複國民經濟時期,國內主要矛盾表現為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要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製度代替資本主義製度,就要消滅最後一個剝削階級——資產階級。“三反五反”運動,實質上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階級即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一場鬥爭。1952年元月,高崗在東北局高乾會上作了題為《克服資產階級思想對黨的侵蝕,反對黨內的右傾思想》的報告。他聯係三反五反中暴露出來的問題,用階級分析的觀點,全麵的分析了東北地區階級鬥爭的現狀後,明確提出在對待資產階級的右傾表現和反對右傾的措施。他說我們黨的工作重點轉入城市,轉入經濟建設,資產階級采取各種新的方法和形式,“在政治上和經濟上與工人階級爭奪領導權。”他強調堅決反對黨內的右傾思想,必須向“資產階級開火!”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消滅最後一個剝削階級。這正是毛澤東主席當時思考的問題。那時,毛澤東對城鄉資本主義的發展很不放心,十分重視限製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傾向問題。毛澤東與高崗談話時說:“我對你的思想很接受。蘇聯同誌講,在中國黨內真正懂得社會主義管理的乾部隻有高崗等少數人。”高崗說:“社會主義的經驗很重要,《共產黨宣言》裡說在‘資產階級革命完成後要立即轉到反對資產階級’。”從這段對話,可以看出他倆的思想認識是一脈相承的。6月,毛澤東經過長期思考後,在中央統戰部一文件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這就無疑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最後要消滅的一個剝削階級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變為社會主義和半社會主義性質,勢在必行。隨著國內主要矛盾的斷定,這就要對戰略部署和戰略指導思想進行調整,確定新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1952年9月,毛澤東主席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一化三改”的任務。他說,用10至15年時間,基本完成國家工業化及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2年11月3日,毛澤東針對當時黨內對確定總路線、總任務的分歧意見,他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三個革命”的問題。他說,共產黨鬨革命,是革封建主義的命,革帝國主義的命,革資本主義的命。前兩個革命我們革的差不多了,第三個革命要不要革啊?你們心裡是怎麼想的?妥協讓步互敬互愛,握手言和,稱兄道弟,長期共存?那我們共產黨就不應再叫共產黨了,應更名為社會民主黨、考次基黨、白恩斯坦黨好了,甚至稱為工黨都可以。他麵孔嚴肅地掃視了會場在座的書記處成員說,你們誰有這個膽量啊?本主席今天旗幟鮮明,替本黨正名,要消滅資產階級,包括消滅資本主義工商業,要共他們的產。總路線的製定和出台,是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因為建國後,堅持鞏固新民主主義還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黨內高層存在兩種不同的思想認識和做法,經常出現在中央的一些會議和中央文件中,致使下邊執行中遇到困難。為了統一政令和認識,提醒全黨高度重視和集中統一,毛澤東經過長期思考後提出總路線的具體內容,進一步確定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任務。同時,對中央政府機構進行調整和領導重新分工,並收回中央文、電審發權,從政治、組織、思想路線等方麵保證總路線的貫徹落實。特彆引人注目是高崗被任命為“經濟內閣”的頭,和“政務內閣”周恩來平起平坐,怎能不令人睜大眼睛。1953年6月15日,在財經會議期間,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高崗出席了會議,並參加討論決定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過渡到社會主義。毛澤東主席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對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的內容作了比較詳細的論述。他說:“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不要脫離這條總路線,脫離了就要發生‘左’傾或右傾的錯誤。”實際上,正是毛澤東“脫離”了總路線,10至15年的任務3年完成,犯了“左”傾錯誤。毛澤東主席提出的總路線和總任務的建議,被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並決定向下傳達,要求全黨貫徹執行。12月,中央宣傳部擬的經毛澤東修改和中央批準的《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這個“提綱”對總路線作了最完整、最權威的解釋。“提綱”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對農業、對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了它,就要犯右傾或‘左’的錯誤。”這條總路線也稱為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並舉的路線。高崗提供了大量第一手實踐材料,這個“提綱”編寫容納了東北的大量實踐經驗,特彆是高崗在財經工作會議上報告裡的基本內容被吸收。例如:使社會主義工業成為我國整個國民經濟發展起決定作用的領導力量,是整個國民經濟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物質基礎;要擴大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製和合作社社員集體所有製,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個體農業、手工業的改造,是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重要條件和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根本目的。實現國家工業化,就可以促進農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現代化,就可以建立和鞏固現代化的國防,就可以保證逐步完成非社會主義經濟成份的改造,可以大大發展社會主義的商業,大大加強工農聯盟,大大提高國家的財政力量和人民的收入,使全體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可以有把握地、不斷地提高。在集中力量發展重工業的同時,必須相應地、有計劃地發展交通運輸業、輕工業、農業、商業和文化教育事業等觀點整段被引入“提綱”。以重工業為主導,帶動運輸業、輕工業、農業和商業,以一化帶“三改”的觀點是在東北地區從1949年高崗主政以來一貫堅持的重要指導思想。他組織發動廣大乾部、人民群眾大膽地、獨特地、創造性地組織實施,收到良好的效果,為毛主席構思總路線提供思路和實踐依據。當然,東北經濟發展快,更重要的是在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支持高崗大膽地乾,充分發揮了廣大黨員、乾部和群眾的智慧,大膽嘗試,貫徹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共同綱領》的精神,也有蘇聯的經驗和專家的幫助作用。在國民經濟恢複的基礎上,毛澤東用充裕的時間,集中精力投入改造中國的大業,特彆注重考慮加強中央集中統一領導,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他對高崗說:想從各中央局調一些有豐富經驗、政治上很堅強的同誌上來補充中央的力量。在全國人代會和黨代會上鋪開搞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的整體規劃,高崗表示堅決擁護毛澤東主席的正確決策。到1952年,全國國民經濟恢複任務已經勝利完成。工農業產值和主要產品的產量,絕大部分已經達到或超過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至10月,全國工業發展情況是:以解放前為100,電力1949年為72%,52年達到115%;煤49年45%,52年達到90%;石油49年為36%,52年達到113%;生鐵、鋼錠、鋼材49年分彆為11、16、18%,52年達到104、155、167%;水泥49年為31%,52年達到148%;輕工業棉紗、布、紙、煙,49年分彆為72、73、90、83%,52年達到144、161、234、145%。有的超過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高崗調來中央前,毛澤東派他的政治秘書陳伯達到東北了解五反情況,實際是對高崗在東北工作的考察。陳伯達去時,毛澤東親自給高崗寫信:為了了解東北三反五反鬥爭的情況,派陳伯達同誌到沈陽看一看,有時間的話去長春、哈爾濱看一下,一星期到十天回來再去上海一帶。“陳到後請你給他以指示。”高崗知道陳伯達是毛澤東跟前的大紅人,他既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又兼任中宣部副部長,時稱馬列主義理論的“紅色專家”。高崗對陳伯達是十分尊重的,他親自或派人陪同這位“欽差大臣”參觀了一些地方,又是宴請,又是跳舞,又是彙報,單獨長談,熱情非凡。當高崗彙報了工農業發展,提高人民生活用品,城市供應保障,落實民族資產階級和手工業者的政策;黨政軍民整頓組織紀律,整治了各種腐化現象(即三反五反);軍隊裝備和彈藥的生產和供應,無論出人上和物力上都保證了抗美援朝的基本需要和組織人事工作等情況。陳伯達說:毛主席對東北工作非常滿意,誇你是年輕有為的大政治家,很有一種辦大事的風度。高崗用人確有獨到之處,東北工作出色,與他知人善任,唯才是用,五湖四海,不論資排輩,發揮各人所長有極大因素。陳伯達回京向毛澤東彙報情況時說:高崗確實很能乾,很有魄力。他並不是那種被陷入事務圈子裡的苦乾家,他辦事很有條理,工作、休息和娛樂活動安排的有條不紊。高崗到京後多次參加中央政治局、書記處會議,中央和大區機構改革,毛澤東和他經常徹夜長談,從古到今,從政治到經濟,從黨建到人事及生活小事。在交談加強中央機關領導機構改革問題並征求了高崗的意見。在談到人事問題時,毛澤東說:“中央工作也難著哩,有些同誌的思想,至今還停留在民主革命的階段,主張繼續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毫無搞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準備,這就給我們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難。”高崗對毛澤東談話所指心領神會。他對毛的性格、特質了解比較清楚。早在延安時期就深有體會,認為毛澤東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徹底的叛逆者,他反對所有權威,力求駕馭一切,不容許彆人分享權利的一個人。他反對走中國和外國已走過的道路,反對未經消化的全盤西方化,也反對照搬照套蘇聯經驗,勇於追求前所未有的新途徑,創立中國式的社會主義製度。毛澤東從最高政治決策到日常生活細微末節,喜歡大膽、氣魄、乾脆的鬥爭精神。他認為高崗也具有這些特質,不喜歡那些抱殘守缺、固步不前的右傾思想。毛澤東向來辦事果敢、獨特,事必躬親,什麼事情都要向他請示,由他決定“各方去辦”。毛澤東對政務院成立總黨組乾事會和新稅製出台很惱火,在他的提議下,中共中央於1953年3月10日作出了《關於加強人民政府係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製度及加強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決定指出:“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脫離黨中央領導的危險,今後政府工作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大事項,必須經過黨中央的討論和決定或批準。”並作出幾項決定:第一,政府各部對於中共中央的決議和指示的執行情況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均須定期地及時地向中央報告或請示,以便取得中央經常的、直接的領導。第二,為了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的領導,以及便於政府各部門中的黨的領導人能夠有組織地、統一地領導其所在單位的黨員,貫徹中央的各項政策、決議和指示的執行,今後政府各部門的黨組工作必須加強,並直接受中央領導。因此,現在的中央人民政府黨組乾事會(亦稱總黨委會,書記周恩來)已無存在的必要,應即撤銷。第三,今後政務院各委和不屬於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門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均應分彆向中央直接請示執行,如屬兩個部門以上而又不同隸屬於一委的事項,則經由政務院負責同誌向中央請示報告。如係主席直接交辦的事項,應直接向主席請示報告。如應向中央請示報告的事項而竟未向中央提出,則最後經手的政府負責同誌應負主要責任。為了更好地做到現在政府工作的各領導同誌直接向中央負責,並加重其責任特規定明確的分工如下:國家計劃工作,由高崗負責;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檢察、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羅瑞卿負責;財經工作,由陳雲、薄一波、鄧子恢、李富春、曾山、賈拓夫、葉季壯負責;文教工作,由習仲勳負責;外交工作(包括對外貿易、對外經濟、文化聯絡和僑務工作),由周恩來負責;其他不屬於前述五個範圍的工作(包括監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鄧小平負責。這一決定,加強了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把政務院的一部分權力收回中央和中央主席手裡,明確規定政務院有關部門的“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均應分彆向中央直接請示執行。”政務院總黨委撤銷,各部門黨組直接向中央負責。政府工作分為六大塊直接向中央負責。緊接著,在5月15日中共中央決定,由政務院發出《關於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財政經濟部的工作領導的通知》。通知對中央人民政府財政經濟部門的工作領導,重新作了具體分工:(一)所屬的重工業部、一機部、二機部、燃料工作部、建築工程部、地質部、輕工業部和紡織部,劃歸國家計委主席高崗領導;(二)所屬的鐵道部、郵電部、交通部、劃歸副總理鄧小平領導;(三)所屬的農業部、林業部和水利部,劃歸計委副主席鄧子恢領導;(四)所屬的勞動部,劃歸計委委員饒漱石領導;(五)所屬的財政、糧食、商業、對外貿易和人民銀行,仍屬財委主任陳雲領導,陳雲養病期間,由副主任薄一波代理。上述兩次決定,中央把財政經濟大權交於計委和計委委員。兩次分工,按周恩來的意見,高崗都排在第一位,他既負責國家整個計劃工作,又把各工業部劃歸他領導並直接向中央和中央主席請示報告,同時還兼任中國工業基地——東北大區的一把手。這樣,高崗既有權力,又有毛主席的支持,更便於推行優先發展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方針,並提供了施展權力的舞台和空間,更加引起一些人的眼紅、嫉妒。高崗分管的工作,量大任重,差不多每星期召開碰頭會,傳達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研究部署和了解各經濟部門的工作,調度生產,解決問題。同時,為適應大規模經濟建設形勢,他親自主持計委乾部學習會,邀請專家講學。為了趕修訂五年計劃最後定稿、報送蘇聯,53年春節時還在繼續開計委委員會議,朱總也參加,大家連午飯也沒回家吃,街上買些燒餅吃。有人說高崗帶了個好頭,毛澤東說計委破了舊除夕。這說明工作非常緊張的,有人卻說高崗出風頭。其實,高崗一貫工作作風是對一件主要工作,乾不完不歇心,並非出風頭。高崗初到京對屬下曾說:我到中央一不多講話,二不寫文章,三少管事;中央給分管的事一定要做好。實際上沒有少講話,沒有少管事,文章倒是沒有寫。他主持的經濟工作頗有成效,受到毛澤東的讚揚。毛澤東自己對經濟工作經驗不足,黨的工作全麵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放手讓高崗抓經濟工作,他說:“我就是依靠高崗同誌做經濟工作。”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連續舉行了5次會議(即24至28次),聽取了抗美援朝、財政經濟、政法、文教等報告,使總路線、總任務通過中央政府委員會討論變為國家意誌,統一了優先發展工業化,同時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思想認識。高崗在會上講話時,突出強調發展工業問題,也是最後一次提出發展重工業的報告,反複闡述發展重工業的至關重要性。針對梁漱溟等人的觀點,他說農業是非常重要的,農業的大發展要依賴工業,隻有首先著重發展重工業,才能實現工業化,鞏固國防,為農業開辟廣大的發展前途,使國家富強起來,使全國人民的生活真正改善,這才是真正的大“仁政”。否則工業不能發展,人民生活也是不可能根本改善的。國家建設是一個繁重的任務。全國人民應在蘇聯的大力援助下,努力學習蘇聯,培養自己的專家,發揮現有的工業生產潛力,建立新的工業基地。隻要全國人民更好的組織起來,萬眾一心,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自力更生地積極努力,我們的偉大的建設計劃一定能勝利完成。高崗的即席講話為毛主席所肯定,《人民日報》發表了,是他進京最後一次公開發表的講話見報的文章。毛主席在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說:現在發展工業建設是施仁政,“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設重工業。前一種是小仁政。後一種是大仁政”。“現在,我們施仁政的重點應當放在建設重工業上。”要建設就要資金,人民生活要改善,但一時不能改善很多。“照顧小仁政,妨礙大仁政,這是施仁政的偏向”,“我們必須批評這種錯誤思想。”高崗和毛主席的想法一致,配合默契,抓住了人民對於建設工業化和解決落後農業、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主要矛盾。他們認為解決這些矛盾,隻要發展重工業,是矛盾的主要方麵,好比解放戰爭的三大戰役,重工業一上去,一切問題“迎刃而解”。高崗在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7次會議時,毛澤東和梁漱溟吵了一場。毛澤東在北京圖書館工作時曾和任北京大學教授的梁漱溟多有接觸,但梁沒把毛澤東放在眼裡。1938年毛澤東在陝北稱雄割地,陝甘寧邊區延安成了“抗日的希望”,“中國的希望”,“天下人心歸延安”,“共產主義在延安”。梁漱溟以無黨派人士到延安考察。國民黨曾經也提出過土地改革和“耕者有其田”。所以,梁漱溟在山東搞過農村改造試驗,對農村較熟。毛澤東農民出身,兩人有共同點,在農村問題上有共識。所以,梁到延安受到毛澤東和高崗的熱情款待,留住了幾天,和毛、高結為老朋友。全國解放後毛澤東提名選梁為全國政協委員,並在頤和園給安排了住所。“皇恩浩蕩”,梁漱溟積極為新中國服務,他對土改早有夙願,要求到四川參加土改運動。這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邀請政協委員列席,重點討論工業和農村工作問題。周恩來建議讓梁發言。梁漱溟在發言中提出批評意見,說“工人九天之上,農民九天之下”。毛澤東那幾天正和江青發生矛盾,心生悶氣,遷怒於人,發作到公務場合。梁的發言他聽的很不耐煩,示意高崗製止梁的發言,高對梁提示可止,但梁越說越上勁,竟衝著老友毛澤東講的更凶,語言更尖刻,使毛澤東坐不住了,站起來奪過麥克風,嚴厲地批評梁漱溟,梁反唇相譏,近乎罵仗。高崗責令梁退到講台下。毛澤東怒氣未消,18日舉行的第28次會議上,毛澤東對梁漱溟進行嚴厲批判。1953年是貫徹總路線,全國進入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第一年,揭開我國經濟建設第一頁。《人民日報》元旦社論指出:“1953年將是我國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第一年”,“開始執行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濟建設的總任務就是要使中國由落後的農業國逐步變為強大的工業國。這充分體現中央對五年計劃的指導思想,也指明了五年計劃的指導方針。為了迎接經濟建設高潮,國家計委對全國基本建設情況進行全麵檢查、分析,對存在的問題進行研究討論,提出了1953年的工作方針,工作步驟和解決問題的辦法。在掌握基本情況的基礎上,計委係統接連召開了的基本建設會議、全國廠礦長會議、煤炭計劃會議、公司經理會議、基建工地主任會議,部署了53年整個經濟建設工作,並發出指示,號召向東北學習,以東北為榜樣,進行全國大規模經濟建設,同時派出大批人員去東北學習、取經。高崗從東北調來的馬洪、朱鎔基等一批(據資料:從東北調入計委近百人)是既懂經濟,又有東北實踐經驗的乾部,一到計委大顯身手,參與製定五年計劃。朱鎔基首先寫出重工業部1953年的計劃報告,高崗審改後直送毛澤東。毛澤東看後於1月15日批示:“我已看過,認為很好,可以照此執行。”遺憾的是這些能人後來都受到高崗的株連影響。馬洪在1954年打成“高饒集團”的“五虎上將”。朱鎔基在反右運動中,經計委領導多次動員“鳴放”後,他對計委提了點意見,也為高崗說了幾句公道話,“那麼些問題就被整死”。計委反右辦認為朱“自傲清高”、“目無組織”、“固執己見”、“不聽領導”,是“高崗重用”的人,“反黨反社會主義”等,被打成極右分子,開除黨籍,下放農場勞動“改造”。當然,在“高饒事件”和反右鬥爭及批判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和“習賈劉”“彭高習集團”中,受迫害和株連的類似人才甚多。據資料記載受迫害的乾部約百萬人,連帶家屬、親友、同事有幾百萬人被株連。毛主席把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重點試驗放在東北。東北地區為迎接全國經建設高潮到來,提前在1952年就開始重點建設,為全國樹立了樣板。東北為迎接全國大規模經濟建設,做了大量工作,對1953年的工業概算、計劃、設計和各類建設單位的人員調配,調整充實領導等工作,在52年9月以前業已進行完畢,各項基建單位的規章製度、責任製全部落實到人。高崗對經濟建設的乾練和魄力,在高級乾部中可比的不多,東北條件雖好,但沒有乾練的領導抓住機遇,爭取有利的形勢利導,也會扼殺有利條件和機遇的。東北在52年的大規模經濟建設經驗和53年工作部署,為全國經濟建設提供了依據。期間東北局發出了《關於加強基本建設工作的指示》。指出:1952年東北地區開始了有重點大規模經濟建設,基建任務急劇增加並獲得很好成績,保證了重點工程質量,壯大了基建部門的力量,摸到了初步經驗。《指示》指出,工業建設雖然是一個新工作,複雜工作,隻要我們堅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是可以學會的,我們應該滿懷信心地把基建這套本事學好。對於存在的問題,指示說主要是沒有貫徹中央和東北局的指示,沒有貫徹“又好、又快、又省”的全麵思想,並提出六條要求:加強黨對基建的領導,提高基建隊伍的質量;學習掌握基建科學知識,加強勘察、設計和施工標準工作,樹立全麵完成國家計劃和貫徹經濟核算的思想,做到“又好、又快、又省”;學習蘇聯先進技術,普遍推廣先進經驗;保證安全生產,加強福利工作,貫徹工資獎勵製度和加強基建中的政治工作;堅決貫徹黨的政策,反對官僚主義,加強具體領導,改進工作作風,必須鑽研業務,使自己從外行變為內行,踏踏實實,細心謹慎,戒驕戒躁,反對官僚主義和粗枝大葉作風。《人民日報》和各大報刊發表了這一指示。1953年春,《人民日報》還發表了題為《加強設計工作的組織領導》、《討論計劃的基礎上建立計劃管理》、《正確地開展工業部門的反官僚主義鬥爭》、《重工業部1953年的工作部署》等社論,為大規模經濟建設大造輿論,係統地闡述了發展道路和措施。1953年初毛主席提出:“必須在全國上下掀起一個學習蘇聯,建設國家的高潮。”全國都在學蘇聯,連衣服都提倡穿蘇聯的大花布衣服。蘇聯的經驗對中國現代化建設也確實起到重大作用。高崗組織計委乾部學習馬林科夫在蘇共十九大的報告,請專家講學。第一機械工業部召開的全國機械設計會議,請東北的電工廠、機械廠同誌到會作經驗報告,使與會者認為隻有學習東北先進經驗,設計才能達到“政治上是正確的,經濟上是合理的,技術上是先進的。”《人民日報》和《新華月報》等中央報刊也發表了東北的經濟建設的典型經驗、專文等,借以指導全國的工作。客觀地看,高崗對東北的經濟建設和全國經濟建設特彆是工業基礎的建設部署作出貢獻,構建了我國計劃經濟體製,為新中國建設開了一個好開端,充分爭取了有利的大好形勢。可是,在開始執行五年計劃時,因年度計劃的調整而未能及時下達,同時集中財力物力搞重點建設工程,加之在製定年度預算收入有虛假,財政部把52年結餘的40多萬億元(舊幣以下同)已轉入銀行作為信貸放出去,而又打入53年預算庫存。本來上半年按預算執行還是留有餘地的,結果造成20多萬億元的巨額赤字缺口,致使年度生產任務有完成不了國家計劃的可能,糧食減產已成定局。為了節省不必要的開支,減少浪費,籌集資金,照顧一般,保證重點,扭轉財政經濟的嚴重赤字局麵,中央開會討論解決的辦法,高崗提出東北曾用增產節約辦法解決困難。會議開了一半,中央責成高崗負責解決,會議移到高崗家繼續研究措施。本來財經工作不屬計委。劉少奇、周恩來去東交民巷開過一次會,後來成了高崗的罪過:“目中無人,有意通知少奇,恩來去他那裡開會”。有意“貶劉、周,提高自己”。7月間,他大膽主持提出緊急措施並代中央起草了《關於增加生產、增加收入、厲行節約、緊縮開支、平衡國家預算的緊急指示》,發至各級黨委執行。中央緊急指示指出,首先發展生產,超額完成國家計劃;大力組織物資交流,做好稅收工作。緊縮開支,不論軍事、經濟、文教、行政部門,也不論中央或地方,都要堅決削減可以削減的、可以推遲或可辦可不辦的事業撥款;軍事係統,應在整頓組織、精簡機構和官員、加強技術訓練、提高部隊素質的基礎上,大力縮減軍事開支;精簡行政機構,節省行政經費;動員黨、政、軍、民特彆是農民注意節約糧食,機關、部隊要提出節約糧食的具體措施。全國各級黨政機關、人民團體、廠礦企業、部隊、學校,立即響應中央號召,掀起了大規模的增產節約高潮。截至9月,東北、華北等大區統計,可增加國家財政收入8萬多億元,據六大區統計節約3萬多億元。中央12個財經部門,直接增加財政收入4.4萬億元,節約3萬多億。國家計委高崗所分管的8大工業部首先帶頭精簡機構,縮減行政費開支的人員13700多人,占行政費開支的總人數的28%。9月下旬,計委召開了各部長辦公會議,總結了貫徹中央緊急指示所取得成績和經驗,部署了秋冬的增產節約任務,把運動進一步引向深入。10月29日,中央批轉了計委黨組《關於當前增產節約情況的綜合報告》。批示說:中央同意國家計委關於當前增產節約情況的報告。認為報告中提出的各項意見是正確的,現在發給你們,請迅速研究照辦。12月,國家計委向中央寫了《關於目前增產節約運動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在肯定成績的同時,強調指出各地區、各部、各企業單位應注意把增產節約與保證完成國家計劃,改善企業經營管理和改善當前工作相結合,使增產節約運動成為推動各項工作的動力,為明年第一季度工作打好基礎。領導增產節約運動,高崗在東北已有成熟的經驗。這次運動開展以來,國家經濟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一舉轉被動為主動。中央的重工業、第一機械工業、輕工業和紡織等五個部,都超額完成10月份總產值計劃。燃料工業部至10月底,將前9個月的欠產數字全彌補起來,超過了國家計劃和增產節約指標。高崗所分管的8個工業部,到年底均完成和超額完成了調整後的國家計劃。工業生產的發展和增產節約運動的深入,一舉扭轉了國家財政緊張的局麵,基本消除了財政赤字,為1954年大規模國家經濟建設創造了有利條件。其時,針對糧食減產的形勢,高崗同陳雲一起主持製定了糧食統購統銷的政策文件,參考了東北已經實行統購統銷的辦法。這個文件對穩定糧食波動,緩減糧食緊張起了重要作用。高崗對此很重視,他在南下休假時隻拿這份文件,在杭州、廣州接見乾部多次提到注意抓好糧食工作,強調貫徹這個文件。同時了解華東、中南有關省的經濟情況,廣泛征求了意見,為製訂1954年年度經濟建設計劃做準備。1953年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和執行五年計劃,但由於前幾年來經濟工作中存在著嚴重的錯誤。為了適應經濟建設新時期的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6月13日至8月13日,中央召開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毛澤東主席決定由周恩來、高崗主持,各大行政區和省市區的主要負責同誌都參加會議。這是建國以來規模比較大的重要會議。高崗本來不管財經工作,財經工作是陳雲主管,所以高原來不參加財經會議,後來毛澤東要他參加會議並參加會議領導工作。高知道各地對財經工作有意見,又是陳雲主管的,想回避矛盾,表示不願參加會議,毛未表示同意。財經會議召開以前,毛澤東單獨召見高崗,聽取了意見,交談會議議程,具體交待了任務:一是聽取了高崗關於五年計劃草案和編製五年計劃的幾個問題的“意見”報告,會議的另一項主要內容,就是由周恩來、薄一波檢討他們多年在財政工作上的錯誤,交由會議討論、批評,給他們做個結論,要不要給紀律處分?我們先議一下,心裡有個譜。高崗對會議內容和安排講了意見。他說結合討論財經工作時,先解決薄一波的問題,後期討論五年建設計劃草案。他說,批判薄一波,主要為了統一全國財經政策,理順中央與地方的工作關係,堵住各類財經漏洞,健全財經製度,嚴格財經紀律,確保國家財政收入,得到收支平衡。他說對於周恩來、薄一波的問題,還是貫徹主席一貫提倡的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的原則,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他說周、薄兩人也要區彆對待。周抓工作還是兢兢業業的。他這次的問題,是工作紀律上的錯誤,犯有嚴重的官僚主義和分散主義;薄一波就不同了,我懷疑這個人是政治品質問題。他是頑固地保護私營工商業者、資本家階級的利益。現已查明,元旦《人民日報》關於推行新稅製的社論中,“公私稅製一律平等”的資產階級口號,就是他加進去的。他擔任財政部長以來,推行的就是一條向資產階級妥協投降的右傾路線。所以,經過這次會議對他批評、幫助後,他不適合再擔任中央財政部長和繼續兼華北局書記了。高崗繼續說,保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右傾思想、路線問題,薄一波隻是個在前台表演的,在後台掛帥的,實際是少奇同誌。毛澤東說:“劉少奇的問題是什麼性質?”高崗說:“黨內問題。”毛說:“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高崗對周、薄區彆對待及對周的高姿態,毛澤東很欣賞。他知道,在抗美援朝中有關後勤調度以及新稅製上,高崗對周恩來有些看法,但仍認為高崗處事端正,不夾雜個人私情,有大將風度。毛澤東召見時,高崗再次提出:他不參加會議領導工作。毛澤東說,會議還是你和恩來主持吧。薄一波要在會議期末,宣布撤銷他的財政部長、華北局書記職務。我很討厭他,可以聯係他的思想、路線來批判,他和劉少奇的問題是三條:一是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二是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走向社會主義;三是確保私有財產。這三條,我可以在下次政治局會議上點出來……你要集中精力和恩來一起主持好這次會議,要嚴批劉少奇、薄一波的思想、路線方麵的問題。毛澤東的談話,為財經會議確定了指導思想和批評對象。6月初旬,周恩來約高崗、饒漱石、彭真、薄一波、習仲勳、李維漢等開會,研究財經會議有關事宜,確定成立會議領導小組。12日下午,高崗主持預備會議。他說,這次全國財經會議,是黨中央、毛主席決定召開的。會議議程:一是經濟建設問題,二是財政問題,三是資產階級思想。中央要求會議應貫徹批評與自我批評和積極建設的精神,充分發揚民主,認真聽取各地同誌對過去工作的批評,並希望各地同誌對今後工作提出積極的建議,以推進大規模經濟建設。接著,周恩來總理在預備會上講了目前形勢、新中國建設的基本情況和會議的任務。他說,經過三年來的努力,經濟恢複工作完成了,農業、工業、交通運輸生產都達到或超過了抗戰以前的最高水平。目前擺在我們麵前要解決的問題,是能不能在政治上鞏固我們已經取得的勝利,能不能建設新中國,並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他說,今年,是我們大規模進行經濟建設的第一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已經開始執行,這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件大事。我們的國家是在一個經濟落後的基礎上進行建設的。各方麵的困難很多,還缺乏經驗,而國內外的敵對勢力還在搗亂。我們的頭腦必須清醒。事實上,我們工作中也確實出現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勢必影響我們的步伐。這次財經會議就是解決中央提出的、各地有意見的問題、比較成熟的一些問題。方針是多聽地方的意見,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進行工作上、政策上的檢查,應著重思想上反對主觀主義,政治上反對分散主義,作風上反對官僚主義。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分條條和塊塊討論,聽取大家積極的、建設性的意見,集中起來,成熟的問題寫成決定,以統一貫徹執行。大家建議召開這樣大的會議,希望能多解決一些問題,建議會議放長一點,我們準備開長一點。他麵轉向高崗,高崗接上說,聽取大家的意見,我們研究決定,會議可以延長一些。預備會結束後,周總理主持召開領導小組會議,他說:全國的形勢“基本大好,問題不少”。許多問題還需要在這次會議上研究解決,我們都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社會主義的改造進行到底。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怎樣完成這些任務的問題。這次會議先是按六大區分組討論,再以專題分為稅務、商業、糧食、農業等四個組討論財政工作的問題,然後聽取高崗同誌作《關於編製五年計劃幾個問題的意見》的報告。李富春同誌作《在蘇聯商談我國五年計劃問題的幾點體會》的報告。李維漢同誌作《關於利用、限製、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問題》的報告,並進行分組討論。通過討論,統一認識,加強團結,做好工作。最後我作總結,毛主席講話。薄一波在會上宣讀了毛主席指示打印的有關稅製方麵的幾個文件,並作了解釋。13日,財經工作開幕,高崗代表黨中央、中央人民政府致開幕詞,周恩來代表政務院作財經工作報告。15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毛澤東主席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對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作了完整的闡述,指出了離開總路線的錯誤表現,為財經工作會議定了基調和指導思想。他在確定總路線的同時,對劉少奇等同誌離開總路線的右傾錯誤提出嚴厲批評。他說:“有人在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以後,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就農業來說,“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國農業唯一的道路。發展互助合作運動,不斷地提高農業生產力,這是黨在農村工作的中心。”“右傾的表現有這樣三句話:‘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種提法是有害的。過渡時期每天都在變動,每天都在發生社會主義因素。所謂‘新民主主義秩序’,怎樣確立?要確立是很難的哩!比如私營工商業,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種秩序,明年就不‘確’了。農業互助合作也年年在變。過渡時期充滿著矛盾和鬥爭。我們現在的革命鬥爭,甚至比過去的武裝革命鬥爭還要深刻。這是把資本主義製度和一切剝削製度徹底埋葬的一場革命。‘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鬥爭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這種提法不明確。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還叫走向?走向就是沒有達到。這種提法,看起來可以,過細分析,是不妥當的。”“劉少奇同誌提出至少要搞二十年甚至是三十年新民主主義,也就是全麵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再‘走向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經濟一旦全麵壯大了會心甘情願走向社會主義嗎?再來一場革命嗎?或者說,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都老死了,再搞社會主義?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劉克思之心,也是路人皆知。”“確保私有財產,劉少奇同誌提出:‘確保私有經濟,確保私有財產’,實際上就是從經濟基礎上否定了我們的革命性質。共產共產,我們就是要共資本家的產,共剝削階級之產嘛。當然,要講策略,分步驟,有的甚至可以實行贖買政策。但不是要確保私人財產。私有財產為剝削製度的經濟基礎,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命脈所在,為萬惡之源,我們非但不予保護,而是要以革命的手段,分期分批、完全徹底地鏟除之。因為中農怕‘冒尖’,怕‘共產’,就有人提出這一口號去安定他們。其實,這是不對的”。毛澤東在三反五反運動結束後,高度重視和警惕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他多次強調說,這是走向社會主義還是走向資本主義的大問題。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基本精神,由李維漢向財經會議作了傳達。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期間,按照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精神,主要討論了貫徹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檢查近四年來財經工作和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農業合作化的問題,集中批判了離開總路線的錯誤觀點即右傾思想和財經工作中存在的嚴重錯誤等。會議情況差不多每天向毛澤東彙報。財經會議一開始討論農業、商業、糧食、稅製等問題時,大家對右傾錯誤觀點的意見越來越多,認為右的傾向乾擾不排除貫徹總路線和執行五年計劃是句空話。會議對中央財委幾年來工作意見特彆大,李先念、陶鑄、譚震林等情緒激昂,語言尖刻。尤其是對薄一波的“新稅製”的意見最多。“薄一波必須對他的錯誤作深刻檢查,給大家有個交待”;“這個問題如果現在不解決,將來遲早要出大亂子,不能再遷就了。”有的質問“新稅製又是偶然的錯誤嗎?”因為“新稅製”的錯誤,是毛澤東主席最惱火的事,參加會議的人都知道。周恩來總理把會議情況向毛主席彙報,大家要求薄一波作檢查。毛主席說:好!薄一波有錯誤應該作檢查。早檢查早主動,犯了錯誤不檢查,怎麼能吸取教訓。我看應該讓所有的與會者都能聽到,統統把話提到桌麵上來,展開桌麵上的鬥爭,解決問題,“不要采取庸俗態度,當麵不說背後說,不直說而繞彎子說,不指明說而暗示式說,都是不對的。”進行認真、科學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真正從思想上解決問題。周總理回到辦公室連夜給薄一波打電話,之後又寫信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要薄一波準備做檢查。信上說:昨晚向主席彙報了開會情形,他指示領導小組會議應該擴大舉行,使各方麵有關同誌都能聽到你的發言,同時要“展開桌麵上的鬥爭,解決問題,不要采取庸俗態度,當麵不說背後說,不直說而繞彎子說,不指明說而暗示式說,都是不對的。”各方麵的批評既然集中在財委的領導和你,你應該更深一層進行檢討自己,從思想、政策、組織和作風上說明問題,並把問題提出來,以便公開討論。此點望你在發言中加以注意。薄一波看信後給財政部副部長吳波打電話叫吳馬上來一下。吳波看信後深思良久說:修正稅製從開始到出台,都是我一手辦的,你把責任都到我身上吧,天大的事我一個人擔,我看事到如今,我們隻好“舍車馬,保主帥了。”其實,薄一波已經到高崗家看了高崗的發言稿,了解了毛澤東對財經會議的意圖,是衝他自己來的,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知道高崗要在會上發言,親自到東交民巷高崗家打探情況,高把毛修改過的稿子給他全看了,並將毛修改的段、句指給薄看。薄看了發言稿精神緊張的離去。他感到躲也躲不過,他不讓吳波負責,自己準備檢查。“新稅製”是53年1月1日出台。為了鼓勵社會主義全民企業和集體企業儘快發展,壯大國營和集體經濟主導地位,扶持社會主義和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因素增長,適當限製資本主義私營企業,原來稅法規定公營企業納稅率比私營企業低一些。“新稅法”規定納稅率“公私一律平等”,取消了“差彆”。新稅法是由財政部長薄一波跟資本家商量主持修訂的。新稅法既沒有征求政治局意見,又未向中央人民政府請示報告,也沒同調控宏觀經濟的國家計委商量,毛澤東主席也不知道,而向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及工商界資本家征求意見後經政務院164次會議通過號令全國執行。1月1日,新稅法一公布,《人民日報》同時配發題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稅製》社論和《工商聯籌委會擁護修正稅製》的報道。薄一波在審定人民日報社論時加上了“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原則內容。新稅法發布後即引起物價波動,搶購成風和思想混亂。北京市、上海市、山東分局和各大區、省、市黨政機關一無所知,紛紛打電話、電報和寫信給毛主席反映執行新稅製引起的混亂,並認為新稅製保護了資產階級的利益,不利於社會主義。1月9日,山東分局書記向明等聯名給黨中央和毛主席寫信說: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怎麼能得到鼓勵而發展呢?資本家的企業從新稅製裡得到了鼓勵更加得意忘形,這樣,社會主義還要不要實現?我們認為圍繞新稅製的實行,是一場尖銳的鬥爭。這就是後來批判“向明反黨集團”時指控向明“向高饒提供石頭打中央”的罪狀。1月11日北京市市長彭真打電話給毛澤東說:為什麼財政部要匆匆忙忙推行新稅製呢?我看製定者的指導思想就不對頭。他反映了商店搶購成風,物價上漲,群眾議論紛紛,政府門前聚集大量上訪人員。他要求“暫時停止執行新稅製。”有人甚至在信上說周恩來、薄一波等人在炮製新稅製時,工人同誌的意見避而不聽,對國營企業的困難和要求置之不理,甚至采取幸災樂禍的態度。他們都對資本家的看法奉若神明,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要“認真考慮”,果然他們的行動表現出來了。新稅製是周恩來、薄一波等向資產階級“妥協投降的產物”老同誌回憶說:那幾天,資本家高興極了。各大報刊和電台報道資本家擁護新稅製的好處,到處是資本家的一片聲浪,反響很大,工人和國營企業都灰灰的。毛澤東看了報紙和各地來信、電報、電話記錄後,非常惱火。他氣憤地說:胡鬨!他們不是想把中國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而是拉向右轉,把中國過渡到資本主義去!事關方向的大事,不開會研究,就擅自發表文件,“這不是搞獨立王國又是乾什麼?”他遂找胡喬木查問:“此事征求過中央政治局的意見嗎?”胡喬木說:“沒有。”“你知道此事嗎?”“不知道。看報才知道。”毛澤東怒氣衝衝地說:我還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他們都不放在眼裡,有朝一日我退休、死後他們不把我鞭屍揚灰嗎?“此風絕對不能長!”毛澤東於1月15日,給高崗、周恩來、鄧小平、陳雲、薄一波寫信查問此事。信上說:“新稅製事,中央既未討論,對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通知,匆率發表毫無準備。此事似已在全國引起波動,不但上海、北京兩處而已,究應如何處理,請你們研究,由高崗同誌彙總報我。此事我看報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無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稅製與舊稅製比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稅製而引起物價如此波動?請令主管機關條舉告我。”“中央宜在近期召開一次全國財經會議,由國家計委、政務院主持一總解決對全國財經權責混亂事。”毛澤東遂召見高崗並讓向周恩來總理了解情況。周恩來向高崗談了給劉少奇彙報過和修改過程等情況,並向高崗承認了錯誤。高崗聽了周恩來介紹後說:這麼大的事情你既未征求政治局的意見,也不向中央政府和毛主席報告,你們和薄一波、劉少奇同誌搞,實屬不妥。高崗將情況如實彙報毛主席。周恩來接到毛澤東的查問信,精神很緊張,隨即給毛主席寫信,召來薄一波趕緊開會研究討論處理辦法,並研究了寫給毛主席的檢查信。之後,他徑直到豐澤園向毛澤東彙報並承認錯誤。毛澤東嚴厲批評說:“你們總是對我搞封鎖,有事不報告,不請示,就自作主張,這是目無黨紀國法……”周表示:“我們有錯誤,堅決改嘛。”財政部根據毛澤東指示信的精神,晝夜準備向毛澤東和政治局彙報材料,同時由稅務總局派人到各大城市了解情況,解決問題,收效甚微。在政治局會上由財政部副部長吳波彙報新稅製修正過程和存在的問題。他說,三反五反後,資本家叫苦,私營企業有困難,應適當扶持一下,取消了公私納稅差彆,如果在稅收上區彆對待,必然擠了私營企業,資本家躺倒了。他列“條舉”新舊稅的“利害”中,說明新稅製存在一些問題和缺點,加重了國營企業稅賦,一些商品提價,資本家占了便宜,以及“考慮不周,方法不當,匆忙出案”的教訓。吳波彙報後,薄一波發言作了檢討並承擔了責任。周恩來也作了自我批評。毛澤東聽彙報後提出嚴厲批評,他認為財政部的彙報沒有抓住“實質”。他說:“新稅製新在那裡?新就新在‘公私一律平等納稅’。共產黨曆來主張提倡扶持社會主義之公,反對資本主義之私的。公私一律平等了這還不新嗎?我們應當承認,這是個創造,是新鮮的提法。”可是,這個提法違背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是錯誤的,是完全錯誤的!”“稅務事關國家財政來源啊,事關國家的命脈啊,豈可等閒視之。修正稅製,牽一發動全身。這麼大的事情,事先沒有報告中央,沒有找中央商量。可是報告了資本家,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毛澤東越說越生氣,“新稅製我們說不好,人民群眾說不好,國營企業說不好。有沒有說好的?有啊,資本家說好,私營企業叫好,這說明實行新稅製對資本主義有利,不是什麼‘方法問題’,也不是‘考慮不周’的問題,而是個政治問題,原則問題,大是大非問題,屁股坐歪的問題。這個錯誤背後,有個分散主義,自由主義在作怪,事先不請示不報告,草率行事,擅自作主,這不是分散主義、自由主義、無紀律觀念是什麼?……”毛澤東的批評對與會的政治局委員震動很大,都悄悄聽著,偷偷瞧毛澤東的臉色,也看周恩來的表情。大家都覺得事關國策的發布,不向中央請示報告,連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也不知道,而資本家都已知道,全國各地都在紛紛議論,確實太不像話。薄一波製定的“新稅製”對毛澤東觸動很大,引起了高度重視和深思。他嚴肅地提出要堅決反對右傾主義和分散主義。他明確表示,中央要加強集中統一領導,政治局和政務院的工作分工要重新調整。在此之後,毛澤東和高崗多次在中南海菊香書屋深夜長談,聊天及政,內容廣泛,從古到今,從國外到國內,從政治到經濟,從國家體製到人事工作,從中央領導層到蘇聯外交關係等重大問題的設想和思考意見。毛澤東在長談中涉及到對高崗本人的看法和對劉少奇、周恩來的一些看法,明顯反映出毛對劉、周不滿意的情緒。並交持,要反對分散主義,在抓經濟工作的同時,多考慮政治,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中央領導層分工的問題。不久,在毛澤東的提議下,對政務院工作進行兩次分工,把高崗放在顯赫位置上,特彆是第二次分工,表明把周恩來的一部分權力劃給高崗。隨後,政務院決定宣布新稅製暫停止執行,同時停止中央和各級宣傳單位宣傳新稅製。並根據毛澤東指示準備召開財經會議。財經會議原定在5月20日召開,5月6日,毛澤東給陳雲、薄一波、李富春寫信說:五月二十日開始的財經會議,應討論些什麼問題,請你們考慮一下,並在發開會通知中寫進去,使各地有所準備。似乎預算問題,增薪問題,縣區鄉財政統一問題,地方財政和大城市財政問題,稅收問題,五年計劃問題,今年下半年經濟安排問題,軍費問題,均應有所討論,除由你們對每項問題準備方案外,各大區財委最好能在本月中旬召開一次財政會議,收集意見帶來(已開者如西南當然不要召開)。是否可行,請酌定。後來由於籌備來不及和會議中心議題改為討論總路線的問題,“一五計劃”、民族資產階級問題,會議推到6月舉行。在財經會議上批判新稅製時,使周恩來很難堪,對他的意見很多,壓力很大,不說話不行,說話又不好說。為了顧全大局,他也站出來批薄一波,違心至極。同時檢查幾年來財經工作中嚴重錯誤和稅製問題,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此時,外交部等有關領導認為國內國外、黨內黨外事情太多,多是總理來處理,還有主席那裡交辦的任務,就夠忙得了。黨內大有人屁股坐在資本家懷裡的,新稅製是財委薄一波搞得,就得由他負責,不能把責任都推在總理身上。陳毅等領導向高崗說:你是軍委副主席,給軍隊將領做些解釋工作(因大區和分局、省市主要領導多數軍人兼),稅製上總理沒多大過錯,不要給總理施加壓力。高崗和周恩來的關係不尋常,他認為周人聰明,有能力,工作兢兢業業,是一個重要人物,於是給一些人做過解釋工作,並讓林彪(時為軍委副主席、中南局書記)也給一些同誌做工作,減輕總理的壓力。毛主席決定讓薄一波在會上檢討,“展開桌麵鬥爭”。從此,薄一波成了會議的眾矢之的,以薄為靶子對右傾錯誤進行激烈的批判,並牽扯到劉少奇的一些錯誤。其間,毛澤東找高崗談話時問:薄一波的問題是什麼性質?“是內部問題”,高崗堅定地回答。毛澤東說“好!應該從思想上解決問題,那就按黨內問題處理吧。”在財經會議前,蘇聯發生貝利亞事件。蘇共向各社會主義國家通知有“重要”問題通報,未申明貝利亞事件。中共中央決定派高崗前去莫斯科聽取傳達,並派毛澤東身邊的秘書葉子龍、俄文翻譯師哲和公安部的一個處長(後來為公安部副部長)一同前往。聽取通報後,高崗以中央政府代表簽訂蘇聯對鞍山鋼鐵公司技術援助的協議。高崗回國後,向中央作了彙報,並將帶所有文件、材料全部交中央。這裡值得注意的是,趙家梁回憶說中央決定讓高崗去聽取通報,他精神有點不正常,出發前他告訴妻子李力群說:這次去蘇聯,擔心有人要害他,萬一出什麼事,你要把孩子照顧好……此時,他是毛澤東的紅人,為什麼他有這種“擔心”,是個解不開的謎。是否毛澤東、高崗已覺察到什麼?不得而知。有人說,中央為什麼派高去蘇?他是管經濟的,蘇通報,肯定不是經濟問題。當時的形勢是,人們對建設社會主義,眾望所歸,人心所向,熱忱很高。中國共產黨從誕生起最終奮鬥目標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好不容易全國解放,政權到手,三反、鎮反、經濟恢複,抗美援朝取得勝利,有了實現“一化三改”的條件,毛澤東提出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全國出現猶如燎原之勢。人民對幸福希望與共產黨、毛主席聯係在一起。他們希望的是一種沒有貧困,沒有封建和沒有資產階級的掠奪、壓迫,沒有民族屈辱的社會主義。特彆是中高級乾部拋頭灑血,披肝瀝膽,南征北戰,浴血奮鬥幾十年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要把資本主義製度和一切剝削製度徹底埋葬”,信心堅定,心情急切,對脫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不滿情緒極高,與會同誌多數有意見,這種心情是可以想象到的。對右傾錯誤有意見是可以理解的,要說發動批判右傾錯誤,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高崗隻不過對陶鑄、李先念等透露了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批評劉少奇的“三句話”,實際上支持他們“放炮”起了作用。不過,毛澤東在會議前召見高崗時交待:要“嚴批”劉少奇、薄一波的思想、路線方麵的問題。陶鑄是有名的“炮手”,他生性直爽、心直口快,和高崗性格相似,曾得罪了一些人。有人向毛澤東反映過,毛解釋說:陶鑄是我們黨內的一條牛,牛長角,就是要拱人的,有什麼辦法呢?李先念是反右傾的激進派,語言尖銳,鋒芒犀利,直擊右傾的要害,譚震林激動地說什麼:蘇區人打天下,白區的乾部掌實權,黨權、政權、財權都掌握在白區乾部手中,“三權”不在毛主席手裡(據說黨權是指安子文擬出八大政治局委員名單,掌管黨的人事大權;政權是指彭真政法委書記;財權指薄一波)。當時,“三權”不在毛主席手裡和“兩組名單”在高層甚傳。還有人講到薄一波、安子文、彭真等被捕“啟事”出獄的事,更引起了與會者的義憤。從而引發出兩種不同反響。有的認為以劉少奇落井下石,有的認為毛澤東講話是會議的指導方針。兩種看法及時反映到毛澤東那裡,毛澤東說:話是我講的,講了就要負責任,高崗隻是做了傳話筒,有什麼了不起。“要說有後台,後台就是我。”薄一波作檢查後,與會同誌的批評意見相當激烈、尖銳,批判薄一波的發言人接連不斷,爭先恐後,踴躍激昂,無限上綱上線的調門,一天比一天高,什麼新稅製是“資產階級思想的產物”,“討好資本家的東西”,“坐在資本家的懷裡”,“品質不良”,“路線不對頭”;“薄一波專權,奪了陳雲的權”等等,大有誰的言詞不激烈,誰就沒同資產階級思想劃清界限之嫌,誰就是“庸俗態度”,就是“右傾思想”。會議氣氛越來越緊張,問題越揭越多,把劉少奇的一些言論、錯誤也牽扯到薄一波身上進行批判。薄一波連續檢查兩次下不了台,又叫第三次檢查,被薄拒絕了。新稅製修正方案是薄一波主持製定,經財委黨組通過報政務院批準實施的,出了問題責任都委過於薄一波,甚至把劉少奇的一些錯誤壓在薄一波的頭上批。會議要求薄作第三次檢查,被他拒絕是有道理的,因為財委主任、黨組書記是陳雲,還有政務院批準。7月13日,高崗是在批判薄一波的領導小組擴大會議上發言的。他說,同誌們批評薄一波同誌,說財政部是獨立王國,財大氣粗,對地方的意見不尊重。一波同誌對中央的意見還不照樣不尊重,豈止不尊重,簡直是作對。財政部不講政治,“有財無政”,他這次犯錯誤,是向資產階級投降,走資本主義道路。薄一波同誌至今不承認自己犯的錯誤是什麼性質的。不隻是“工作方法”、“經驗不足”的問題,而是有其根源的。他的嚴重錯誤,其思想根源是抬高自己、打擊彆人、投機取巧,“品質不良”,政治根源是“路線不對頭”,“屁股坐歪了”,是“右傾機會主義”。他也有“左”的時候,但主要是右,右得出奇。他在發言中,把劉少奇在1947年土改和天津講話、合作化的一些觀點,拉扯到薄一波身上影射劉少奇的右傾錯誤。他說毛澤東同誌發動批判《武訓傳》(引些毛主席批《武訓傳》的原話),其目的就是為了從思想上糾正我們黨內一部分人,我這裡指的是一些身居高位的大人物,他們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背離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路線。本來,高崗在財經會議上被安排作五年計劃的報告,不再發言,信守他到中央“不多講話”的諾言。毛澤東決定要高崗在會上發言,他不好推辭。根據毛澤東的決定,他讓馬洪、梅新、趙家梁等研究草擬了發言稿,並經毛澤東、周恩來審閱。毛對發言稿作了多處修改和填充。毛澤東為什麼突然指定高崗發言呢?據一些老同誌回憶說,毛主席通過高崗發言的分量,轉達他既定意圖,把矛頭轉向“嚴批”薄一波、劉少奇等黨內的右傾思想,減輕總理的壓力。高崗的發言,有針對劉少奇的情況,引了劉少奇的一些話,但不完全是對著劉少奇的,他點了薄一波的名,也有針對黨內一些同誌對總路線存在的錯誤思想認識。實事求是地說,所謂“脫離總路線”的右傾思想,也不隻劉少奇、薄一波。高崗的發言內容和毛主席在會議結束時的講話精神是一致的,沒有超出毛澤東講話中批評右傾思想的範圍,甚至有些話是毛修改時加進去的,後來在揭批高崗時,把他財經會上發言定為反黨的根據和罪行,純屬欲加之罪。我在走訪中不止一次聽到老同誌談到“三權”的爭論問題,是財經會議期間議論的熱點。據張秀山說,張明遠對他講過:在財經會議期問,毛主席跟他和高崗談話時說:譚震林和有的同誌對他說,黨權、政權、財權都不在我們手裡,在白區人手裡,你們說說是真是假?高崗隻說一句:“不會吧?”毛又說:“我批評了譚震林,不過他講出了一個事實。”參加領導小組擴大會的130多位高乾,都覺察到高崗的發言是經毛澤東審閱的,他是毛澤東的“傳話筒”。高崗講完後,周恩來和劉少奇交換了眼神後,劉少奇站起來發言,作了自我批評。他說,正像高崗同誌講的那樣,我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和其它許多問題上,是有錯誤的。我承認自己的錯誤。我歡迎同誌們繼續對我的錯誤進行不留情的批評。主持會議的周恩來緊接著發言。他說,剛才少奇同誌也作了自我批評,承認有錯誤,這很好,我和高崗同誌都是同意的。薄一波同誌所犯的錯誤也包括我本人所犯的錯誤,性質是嚴重的。年初新稅製的出台,沒有經過毛主席的批準,也沒和高崗同誌商量,更沒有征求在座的地方同誌的意見,匆匆忙忙號令全國執行,造成物價上漲,生產停止,嚴重影響了我們的經濟建設和財政收入。他講到這裡有點動了感情,眼睛泛淚,嗓子發啞地說,在黨的曆史上我這個人左的錯誤、右的錯誤都犯過。犯錯誤的原因在於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沒有得到很好的改造,沒有很好地學習馬列主義、毛主席著作,跟不上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但是,我願意認真地總結經驗教訓,願意認真反省自己的錯誤。這方麵,高崗同誌比我強,他領會主席思想比我要深要快。所以,我們都犯錯誤的時候,他跟主席思想緊,保持了正確的方向,我認為大家都應該向高崗同誌學習,向高崗同誌致敬,向高崗同誌看齊!一時會場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竟有人高喊:向高崗同誌學習!向高崗同誌致敬!緊跟領袖毛主席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財經會還是成功的,從思想上解決了執行總路線和五年計劃的認識問題,提高了與會者的自覺性。但是批判薄一波同誌有些過頭,特彆是把彆人的一些錯誤觀點都安在薄一波一人身上,與情理不合,有點過分。一年後,把多人不滿劉少奇的觀點(包括毛澤東在內)都歸於高崗一人承擔,也是不公道的。不過此後,換個命題,玩弄變術,類似你整我,我整你的“政治運動”輪回兌現反反複複,屢見不鮮。8月9日,在中南海西華廳會議室,政治局會議討論周恩來向會議作的結論講話,毛主席對“結論”講話作了多處修改,突出強調批判右傾錯誤。毛主席對結論報告特意加上“黨中央毛澤東同誌曆來總是強調黨的統一領導,反對各個黨的組織和黨員個人向黨鬨獨立性,反對無政府無紀律的錯誤傾向”。這次稅收、商業、財政、“金融”工作中所犯的許多錯誤,“是與黨鬨獨立性、與無政府無組織無紀律的錯誤傾向與分散主義離不開的。”“修正稅製及其它許多違反黨的原則的錯誤,不向黨中央請示,不與地方黨委商量,亦不考慮有關部門的不同意見,就獨斷專行地加以實施,而修正稅製竟僅與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事先取得協議,”“離開黨的立場,這都是分散主義發展起來的必然惡果。”他在周總理的結論上指出:“總路線的許多方針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黨的二中全會的決議裡就提出,並已作了原則的解決。可是許多同誌都不願意遵照二中全會的規定去工作,喜歡在某些問題上另鬨一套不符合於二中全會的東西,甚至公然違反二中全會的原則。”(上屬引號內的話是毛加的)8月12日,毛主席在財經會上講話時,明確提出“反對黨內資產階級思想”的問題。他首先肯定了“這次會議開得很好,周總理的結論也作得好。”他在講話中指出,在“三反五反”運動之後,“黨內有兩種性質的錯誤。一種是一般性的錯誤,如五多……另一種是原則性錯誤,如資本主義傾向。這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是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問題”。他說,三反五反運動,對黨內資產階級思想很大打擊。但是,當時隻給了貪汙浪費這方麵資產階級思想以基本打擊,而對路線問題上反映出來的資產階級思想沒有解決。這種資產階級思想在財經、政法、文教和其他工作中都有,“中央同誌和地方同誌中都有”。他對於財經工作中的錯誤說:“從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誌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稅製開始,到這次會議,都給了嚴肅的批評。新稅製發展下去,勢必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離開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向資本主義發展”。他提出:“要在黨內開展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對薄一波,“主要應當批判他有利於資本主義,不利於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思想”。薄一波的錯誤,“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它有利於資本主義,不利於社會主義和半社會主義,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薄一波的錯誤,並不是孤立的,不僅中央有,在大區和省市兩級也有”。毛主席針對劉少奇等以中央名義擅自發出文件的問題,指出領導機關是一個製造思想產品的工廠。中央各部亂發指示,本來中央各部發出的東西,應當是上品,現在是次品,並且有大量產品根本沒有使用價值,大批報廢。他說,薄一波寫的文章說,個體農民經過互助合作到集體化的道路是“完全空想”的觀點,是違犯黨的決議的。“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有物質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彈打中了一個靶子,就是薄一波”。宣傳新稅製的社論(即人民日報社論),“資產階級拍掌,薄一波高興了。”“他事先征求了資產階級的意見,和資產階級訂了君子協定,都沒有向中央報告”。為了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必須在全黨“首先在中央、大區和省市這三級黨政軍民領導機關中,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傾向,即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各大區和省市要在適當時機召集省地委書記、專員參加的會議,展開批評討論講清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毛澤東在講話中,詳儘地闡述了工業中的重點是重工業的問題,指出依靠工人階級和改善人民生活福利的問題,以及利用、限製和改造資本主義和農業、手工業合作化的問題,是貫徹總路線內容的重要任務。毛澤東還批評了主觀主義和分散主義的錯誤。他說:“這次對薄一波實行堅決的徹底的批評,是為了使犯錯誤的人改正錯誤,為了保證社會主義的勝利進行”。劉少奇同誌說有那麼一點錯誤,小平同誌也說有那麼一點錯誤。“無論任何人,犯了錯誤,都要檢討,都要受黨的監督……全國有很多人,是靠無政府狀況吃飯”。毛澤東多次點名批評薄一波同誌,分明也影射劉少奇等同誌。也是對所有犯右傾錯誤的人批評。他在講話中檢查了自己在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承擔了工作中的責任。財經工作會議原先計劃一個月左右,結果開了兩個月。這次會議最大的收獲是批判了右傾機會主義和離開總路線的錯誤,排除了貫徹總路線和執行五年計劃的思想障礙,糾正了財經工作中的嚴重錯誤,端正了集中力量發展大規模經濟建設的認識,統一了思想,凝聚了“一化三改”和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力量。財經工作會議後,8月17日中央決定免去了薄一波的財政部長職務,由鄧小平兼任財政部長,9月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6次會議通過對外公布。毛主席強調薄一波同誌的問題“要在全黨和全國去討論”。其實,名為討論,實際等於下達了批評的指示。這實際是“殺雞給猴看”,對所有有右傾思想錯誤的人提出了警告。曆史地看,從毛澤東為財經工作會議定的基調和他的最後講話及後來的談話和周恩來的結論以及財政部長的更換等一係列事實說明,充分肯定了財經會議上的措施和成績,完全按著毛澤東主席部署進行的,所謂“批薄射劉”是毛澤東部署的中心內容。毛澤東同誌在11月4日和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同誌談話時說:“總路線的問題,沒有七、八月的財經會議,許多同誌是沒有解決的。七、八月的財經會議,主要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總路線主要是解決所有製問題。”高崗到中央後和毛澤東配合默契,多數意見得到毛澤東的讚同和采納,協助毛澤東推動了中央和大區機關領導機構的改革和發動大規模經濟建設,博得毛澤東的高度讚揚。他說:高崗頭腦清醒,是“能加強中央委員會工作的一個乾練領導”。“是乾社會主義的男子漢大將軍”。這些話不徑而走,沸沸揚揚傳開,在中央機關反響不小,在駐華使館中也有反映。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使館向本國政府報告,說中國依照蘇聯模式,行政機關實行部長會議製;黨中央實行一線二線領導製度,高崗是第一線的主要領導之一。這些傳聞對高崗幫了倒忙。正是人怕出名豬怕壯。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客觀地講,建國後毛澤東對他的左右手劉少奇、周恩來工作是有不滿情緒。全國解放後,在如何建設中國的問題上,走哪條道路步調不完全一致,毛、劉之間的分歧集中表現在對資本主義改造,過渡到社會主義還是“停留在原來的地方”,繼續搞“新民主主義”。毛澤東的設想,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後,就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劉少奇主張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所以,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批評逐步升級,仍無濟於事。因為劉少奇的威望很高,資格也老,有權有威,他在我黨的建設方麵和白區工作方麵都有貢獻,曆史形成的劉少奇的地位,正如鄧小平同誌在八十年代初說“劉少奇同誌在黨內的地位是曆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麵講,劉少奇同誌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曆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況且,劉少奇並不是單槍匹馬,他的實力確實不能低估,利用多種手段慢慢抓到了很大的權力;更重要的是劉少奇的一些觀點是有遠見的,用現在的觀點看不無道理。但在當時的曆史背景條件下確有許多人反對,因為新中國剛成立,舊的習慣勢力是可怕的,的確不能等閒視之。高崗的一些觀點用現在觀點看不完全站得住腳,可在客觀上,他確實貫徹執行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和精神,緊跟毛澤東鬨革命不能說不對。當時,公認為毛澤東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旗幟。不能用今天的眼光看過去問題,不能離開當時的曆史條件和背景。那時高崗反對劉少奇的錯誤,有些是反對對了的,代表了大多數高層領導的共同看法,不是單槍匹馬孤立的,毛澤東是領頭指使者。後來曆史事實證明,高崗有錯誤,但沒有罪過,隻是由於種種原因,多數人不象高崗那樣毫無顧忌地、忠貞不渝地堅持毛澤東的路線,多數人也不象高崗那樣和毛澤東經常長談且得到毛澤東的示意、交底和公開支持,使一些人認為是“最大威脅”而嫉恨,正是高崗的悲劇所在。高崗傳奇、闖蕩、蹉跎的生涯歲月中,從“小猴王”到青年是“離經叛道”造反動派的反;而立之年任西北最高長官;不惑之年就任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13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矢誌出關奪天下,業績驚天動地;新中國誕生後他任中國中央人民政府、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家計委主席,安邦治國,發展經濟,位於幾人之下億萬人之上。他從1925年至1954年,和國民黨及其軍隊、土匪戰爭24年,為建立和鞏固新中國又奮鬥了五年。1935年反對黨內“左”傾險些被殺頭或活埋;1953年反對右傾斷送了性命。左傾、右傾一樣給革命造成損害,一樣戕害人命。他死的時候,正是報效黨和國家的最佳年齡,是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和中央政府、軍委副主席中最年輕的一個,是有根據地和經濟建設豐富經驗的一個,也是跟領袖毛澤東最緊的之一,在黨務、軍務、政務領導方麵有一定的才乾。他一生是在赴湯蹈火、出生人死,披星戴月、嘔心瀝血為黨的事業,為中國革命事業的歲月中度過的,隻有在1935年坐禁閉和1954年2月至8月“缺席審判”、軟禁中是閒賦著的,也是殘酷折磨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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